当法律明确站在正义一方时，遵法守法、崇德向善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才能真正形成。近日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）有一个重要突破，就是明确规定：“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不受处罚；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较大损害的，依法给予处罚，但是应当减轻处罚；情节较轻的，不予处罚。”这是在治安管理处罚领域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确认，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公众和执法实践的“还手即互殴”难题，旗帜鲜明地赋予公民在面临不法侵害时“该还手时就还手”的法律底气与空间，清晰传递出法律保护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及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坚定立场，是对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在治安执法层面的有力贯彻。

　　社会正气的生长，离不开清晰、有力的法律保障。现实中，公众在面对侵害时“忍气吞声”或对“还手”顾虑重重，部分原因正是源于对潜在法律风险的担忧。这种担忧有一定的现实背景。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正当防卫制度主要规定在刑法之中，其适用对象是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、死亡等严重后果，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形。然而，大量的日常冲突和侵害行为，并未达到犯罪程度，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行政违法范畴，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一度缺乏清晰、统一的规定和认定标准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中的困扰：公民在面对拳打脚踢、推搡拉扯、轻微伤害等常见治安侵害时，如果选择还击自卫以保护自身安全，其行为性质难以得到充分厘清，甚至有时被简单视为“互殴”，对双方均予处罚。这种情况可能抑制了公民依法自卫的积极性，也未能充分体现法律对不法侵害的否定评价。

　　法治的重要价值，就在于通过稳定、可预期的规则体系，为公民行为提供清晰的指引和坚实的保障，有效化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顾虑。治安管理处罚法此次将正当防卫制度明确引入，正是对上述法律空白的精准填补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进步。它直接回应了公众的重要关切，在遭遇治安层面的不法侵害时，法律明确支持公民进行必要的防卫反击，只要符合法定条件，便明确排除其行政违法性，清晰界定了合法防卫与违法行为的边界。这一规定与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相衔接，在立法宗旨、精神和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。与此同时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从民事责任角度，为正当防卫提供了明确的“民事免责”依据，从民事权益角度为积极的善行义举“兜底”，其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：“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。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，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，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。”这些法律规定，从行政、刑事、民事三大责任领域共同构成了正当防卫的“全链条保障机制”，系统降低了公民践行正气的制度性风险，将社会对“惩恶扬善”的道德期许，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且可预期的权利义务配置。

　　公正司法是法治生命力的彰显，也是塑造良好社会风尚的关键。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防卫行为的案件时，首要职责是严格依法裁判。这就要求裁判者精准把握法律规范，深刻理解立法精神，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。依法裁判本身就是对立法保护公民正当防卫权利意图的忠实贯彻。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正当防卫规则，必须紧扣其核心目的——保护公民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。裁判者应避免对防卫行为设定过于严苛、脱离实际情境的标准，要充分考虑事发时的紧迫性与防卫人的处境。当法院依法确认正当防卫者不负法律责任，或对防卫过当者依法减轻处罚时，其判决本身就以司法权威向社会昭示：法律坚定保护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，对不法侵害绝不姑息。这种源于依法裁判的价值确认与行为示范，通过具体案例持续输出清晰、稳定的行为预期，夯实社会互信基石，激发公众依法维权的勇气。

　　法治滋养正气，不能止步于立法完善与个案公正，更需打通保障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现实中，公民依法防卫后常面临后续困境：治安侵害往往突发短暂，关键证据极易灭失，防卫者面临取证难问题；同时，即使行为最终被认定合法，维权过程也可能漫长艰辛、成本高昂，这种潜在负担足以令许多人在行使权利前踌躇不前。解决这些难题，关键在于提升制度协同与效能，切实减轻公民依法维权的负担。公安机关在接报涉防卫警情时，应第一时间全面、客观、及时收集证据，确保证据链条完整。对于事实清楚、证据指向明确的正当防卫或见义勇为情形，应探索建立更高效、便捷的程序性安排，使公民在依法行使权利后能尽快获得法律层面的初步确认与支持，避免陷入繁琐的自证和维权程序。这些举措的目标，在于实质性降低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、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成本，将纸面上的权利转化为现实中可及、有效的保护，让老百姓有信心、有底气、有方法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
（责编：郑继民）